汉末年，曹操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，统一了中国北方，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；刘备以复兴汉室的名义，称帝于蜀；孙权独霸江东，称帝于吴，形成三国鼎立之势。十分巧合的是，三国时期有三大名医华佗、张仲景、董奉，行医范围上亦是“三分天下”：华佗在魏、张仲景在蜀、董奉在吴，学科领域上华佗擅长外科，张仲景精于内科，董奉亦医亦道，后人称之为“建安三神医”。 华佗与曹操 华佗与曹操，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了：一位是杰出的医学家，后人每每以“华佗再世”来赞誉医生医术之高明；一位是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，三国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和建安文学的开创者。而且两位还是老乡，都是“沛国谯郡人”，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，但两位老乡却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一出令后人唏嘘不已的悲剧。 花开两朵，先表一枝。华佗（约145－208，一说约105－208），出身于名门贵族的“士人”之家，本名华，字元化。元化即化育之意，寄托了家人对他的期望。其日后果然不负厚望。因医术高明，时人尊称为“华佗”，系梵语“阿伽佗”的译音，意思是药神（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，到东汉末年已十分兴盛）。据晋代陈寿《三国志》（285）记载，华佗自幼喜欢读书，曾游学徐州，通晓经史，喜爱医术，鄙视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人。“举辟不就”，家乡的最高地方长官陈圭曾推举他为孝廉，朝廷的太尉黄琬也曾征召他到京里做官，但都被他回绝了。行医并无师传，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，在实践中不断钻研、进取。华佗的医术非常全面，内、外、妇、儿无所不通，针灸治病针到病除。他用药物和针灸治病，经常是用药不过数种、针灸取穴只是几处，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。在给病人施针灸时常常说：“我将要操作使循脉感觉走行若干距离，如果到达了病所，请告诉我。”病者说“已到！”效果显现便拔针，病也就痊愈了。在针灸学术方面，他所创的《内照图》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，华佗夹脊穴是有效的至今仍被推崇和使用的经外奇穴。 对于五脏六腑之重病症，如行针用药不能治疗就行开刀手术，开刀前让病人服用“麻沸散”，病人如酒醉般完全失去知觉，随即刳破腹背、抽割积聚，如果是肿瘤就割去，如果病在肠胃就截断，除去疾秽，洗涤后加以缝合，在伤口上敷以药膏，过四五天后伤口就会愈合，一个月左右即可恢复正常。可见在1900多年前的公元2世纪，我国已用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了。华佗发明麻醉剂、施行全身麻醉术比欧美各国要早1600多年，是世界上真正实施剖腹手术的第一人，被后人奉为“外科鼻祖”。 华佗精通望闻问切四诊，在诊断疾病和判断预后上料病如神，预知生死。一次，广陵太守陈登得了一种怪病，心烦、面红、吃不下饭，华佗号脉后告诉他，你的腹中有虫，并为其准备了两剂药，陈登喝下后约莫一顿饭的工夫，竟然吐出好多虫，病很快就好了。病好后华佗告诉他，此病三年后还会复发，如果发作时遇到良医，还能救活；若遇不到良医，性命就不保了。三年后果然复发，无奈当时华佗已不在世，无人可治，陈登很快就病死了。 有一位严先生携友一起拜访华佗，进来后华佗问严：“你是不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？”严先生回答说“没有”，华佗说：“根据面相来看，你得了急病，不要多喝酒，吃完饭赶紧回家。”果然这位严先生饭后在回家的途中发病，当晚就病死了。 还有一位许督邮，得了胃病后告诉华佗，自己前一天找了一位医官为自己扎针，但是扎过以后咳嗽得非常厉害，晚上不能睡觉。华佗告诉许督邮，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穴，而是误伤了肝，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，五天以后就会不行了。果然到了第五天，许督邮就病故了。 还有一位李将军夫人病重，华佗号过脉后说：“伤了妊娠，胎死腹中，而没有产下。”将军回告说：“确实伤了妊娠，但胎已产下了。”而华佗根据脉象依然坚持认为胎死未下，因将军不信而没有根治。一百多天后，患者又发病，华佗再次按脉后分析说：“脉象是胎死未下，应该是怀了双胞胎，第一胎生产出血过多，第二胎无力产出，大家都没有在意了。”华佗立即针灸汤药并行，夫人腹痛急剧，就像生产一样，但因死胎过久而难下，只好人工用手帮助探取出来，果然是一个色黑已死的男婴，手脚还算完备，长约一尺左右。华佗这种出神入化的诊断本领，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日积月累获得的。 不仅如此，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。一次，有位太守请他看病，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，他的病就会好。于是接受许多财物，却不给他好好看病，不久又弃他而去，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。太守大怒，让人去追，他的儿子事先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便悄悄拦住了。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中，吐出了好多黑血，病很快就好了。 华佗一生游历各方，足迹遍及中原及江淮大地，治病手法恒多，针石、药物、手术、急救、自养、锻炼等，或单行或综合，病情到哪一步就随时采用哪一种方法，方简力宏，术精效捷，其疗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，创造出了许多医学奇迹。所以元明之际医家吕复《诸医论》说:“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，挥刃而肯綮无凝，其造诣自当有神，虽欲师之而不可得。”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明代《三国演义》还一编演出“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”的故事来，成为医学史上的传奇人物。而且，华佗医术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敬仰，也为西方世界所公认，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拉瓦尔就称誉他为“中国的希波克拉底”，与西方的医学之父并称。 华佗还很懂得养生之道，《三国志》云其“晓养性之术，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”，南朝范晔《后汉书》（445）又补添一言“时人以为仙”。他提出了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尔”、“户枢不朽”等重要论述，还创编了一套防病、治病、延年益寿的医疗保健操——“五禽戏”，模仿虎的雄壮威猛、鹿的轻捷舒展、熊的憨厚刚直、猿的灵活敏捷、鸟的轻盈潇洒，配合气息调理，编出扑动上肢的虎戏、伸转头颈的鹿戏、伏倒站起的熊戏、脚尖纵跳的猿戏、展翅飞翔的鸟戏，把这些动作连起来进行锻炼。他的弟子吴普按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，活到90多岁，仍耳聪目明，牙齿坚固。2011年“五禽戏”被我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，在中医史上也多有建树，有史可考的如弟子吴普著《吴普本草》，李当之著《李当之药录》，樊阿喜针灸及养生，他服用华佗所传的延年益寿方——漆叶青黏散，活到100多岁。 不幸的是，这样一位通晓养生之术的神医，却没能够竟终天年，而被同乡的“小字辈”——曹操拷问致死了。 曹操（155－220），字孟德，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瞒，出身于官宦世家，而且是“宦官”之后，三国风云中涌现出来的“乱世英雄”。他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，对内消灭地方割据势力，对外降服夷蛮侵扰，统一了中国北方，并实行屯田、兴修水利、盐铁官卖等一系列政策，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，化乱为治。然而自明代《三国演义》将其塑造成“一代奸雄”形象后，再加上戏剧演唱的影响，“白脸曹操”作为“大奸雄”象征意义，逐渐深入到了中国民众的骨髓之中。其实，真实的曹操作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，很关心民生疾苦，无论是从他下发的诏令里，还是从他那些感人肺腑的诗句中，如《对酒歌》“人耄耋，皆得以寿终。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”等，都能感受到他对百姓的体恤和关爱。东汉末年，诸侯争霸，战争连绵，水旱成灾，疫病流行，曹操的诗《蒿里行》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余一，念之断人肠”，就是当时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曹操善以诗歌、散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，气魄雄伟，慷慨悲凉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史称为“建安风骨”。 与其他帝王将相一样，曹操也十分重视养生治疗之术，据西晋张华（232－300）《博物志》记载，其“好养性法，亦解方药，招引方术之士”。华佗就是他召引来身旁的“方术之士”。但他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，在生死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在其《龟虽寿》的诗篇中，他以长寿之神龟和腾蛇为喻，说明生与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自然规律，但只要养生有道，也可以延年益寿。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。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。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”可以说这是曹操留给后世一曲养生延年之歌，而诗中所表达的老有所为、锐意进取的精神，更是一首抗衰老的精神良方。 就是这样一位心系民生、睿智达观的政治家，为何却容不下一位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，还落下了一个千古罪名呢？ 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华佗“本作士人，以医见业，意常自悔”，本是知识分子，应该追求和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，却以医术“小技”来养活自己，心里常常感到懊悔。当时曹操专理朝政国事，亲力亲为，操劳过度得了头风病，发作时心乱目眩，十分严重，华佗针治随手而止，故“使佗专视”，征召华佗专门伺候左右，为他一个人治病。华佗认为其病症一时很难治愈，“恒事攻治，可延岁月”，需要长期治疗、逐步缓解，以延长寿命。后世推测，华佗曾建议用麻沸散麻醉后，剖开头皮以彻底切除病根，因曹操有所畏惧而未施行。 华佗因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，因此说：“我必须取到家里面的方书加以研究，才能给你治疗，想暂时回家一趟。”到家后推托妻子有病，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回来，借故推辞而不归。曹操多次书信召唤，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。华佗自恃有才能，厌恶像食客那样侍候他人、混迹于达官显贵之中，就是不上路。曹操大怒，派人前往察看：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，就赐赠四十斛小豆，宽限假期；如果他虚假欺骗，就将他押送回来。于是将其押解到许昌监狱，拷问服罪。谋士荀彧向曹操求情说：“华佗医术确实高明，关系着人的生命，应该宽恕他。”曹操回答：“不忧，天下当无此鼠辈耶？”不用担忧，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？终究还是拷问致死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是，华佗说要做麻醉开颅手术才可除病根，曹操疑心华佗想要谋害自己，所以将其下狱治死。这只是小说为了塑造曹操多疑奸诈的形象所作的描写，不足为信。 华佗临死前，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官，说：“此可以活人。”狱吏害怕触犯法律，不敢接受，华佗也不勉强，“索火烧之”，一把火把书烧掉了。华佗死后，曹操的头风病并没有根除，他说：“佗能愈此。小人养吾病，欲以自重，然吾不杀此子，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。”华佗能治好这种病，但这个小人有意拖延我的病情不加根治，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，如果我不杀掉此人，也终究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。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（曹冲）病危，曹操这才感叹地说：“我后悔杀了华佗，使爱儿活活地死去了。” 在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，新旧贵族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从华佗角度来看，华佗虽出身名门贵族，血统高贵，本可以生计无忧，但生逢乱世，以一技之长求生活，逐渐养成了自由独立的精神和恃才傲物的性格，骨子里是不太瞧得起“宦官”之后的，且年长于曹操，让一位长者长期地专门伺候一位后生，还要如同仆役一样听人使唤，自然是难以顺从了。 站在曹操的角度来说，曹操文韬武略、权倾朝野，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，作为实际统治者，与方士华佗相比，政治地位上可谓悬殊，他同样是鄙视华佗这样的“鼠辈”的，怎能容忍一个“鼠辈”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藐视权威呢？依汉律，对“亏礼废节”之犯要处以重刑，而“征召不到”属“大不敬”之罪，《汉书·申屠嘉传》就载有“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”的案例。作为统治者，曹操知人善察、执法严明，“动以王法从事”，而不识时务的华佗却拒绝征召，欺骗使诈，触犯了法律，触怒了权威，招来了杀生之祸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，虽有苟彧怜才说情，曹操还是在察明核实、戳穿谎言后，毫不留情地处死了华佗。曹操杀人是很少后悔的，但杀害华佗后他却心生悔意了，发病时就说到“佗能愈此”，但还是找理由说“小人养吾病”以自重，留之也无用；后来爱子因病得不到救治，蒙受老年丧子之痛的曹操，更是懊悔不已。 一位是政治家要维护自己的权威，一位是民间医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华佗的死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。今日亳州既遗有曹操运兵道、曹氏公园、曹操故宅，又有留下华祖庵、华佗故居等古迹，还造就了亳州药都的千年繁荣。漫步于曹氏公园，祭祀于华祖庵，回首往事，正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所演唱的那样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楮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 医圣张仲景坐堂长沙行医 张仲景（约150—219年）是东汉医学家，名机，汉末南阳郡（今属河南省）人。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，其父是读书人，在朝廷做官。他自幼笃实好学，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，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。他博览群书，尤爱钻研医学，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和起死回生救活虢太子的神奇故事，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，从此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0岁左右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，学习医术。张伯祖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医家，性格沉稳，生活俭朴，钻研医学，每次给病人看病、开方都十分精心，深思熟虑，经他医治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，很受百姓尊重。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功，无论是外出诊病、抄方抓药，还是上山采药、回家炮制，从不怕苦怕累。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好学的后生，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。一位年长的同乡对张仲景颇为了解，曾说：“张仲景才思过人，善思好学，聪明稳重，但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，只要专心学医，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。” 有一天，张伯祖接诊了一位唇焦口燥、高热不退、精神萎靡的病人，经诊属“热邪伤津，体虚便秘”所致，需用泻药解出干结的大便，但病人体质极虚，用强烈的泻药身体受不了。张伯祖沉思半响，一时竟没了主张。这时站在一旁的张仲景来到老师身前，俯耳献上一策，张伯祖听后，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，点头同意了。只见张仲景取一勺黄橙橙的蜂蜜，微火煎熬成黏稠的团块，稍冷后便把它捏成—头稍尖的细条形状，然后将尖头朝前轻轻地塞进病人的肛门内，不一会儿病人泻下一大堆腥臭的粪便，热邪随粪便排出，病情顿时好了一大半，不几天就康复了。这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栓剂直肠给药法，张伯祖对此大加赞赏，逢人便夸。以后张仲景还收入其所著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中，取名叫“蜜煎导方”，用来治疗伤寒病津液亏耗过甚、大便结硬难解的病证，备受后世推崇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在张伯祖的指点之下，张仲景尽得其传，加上本人勤奋好学，很快超过了老师，当时的人称赞说“其识用精微过其师”。 尽管张仲景”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”，但由于父亲在朝廷做过官，对谋得一官半职很看重，古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，张仲景也不愿违背父命，在灵帝时（约168—188年）通过考察被“举孝廉”，建安年间（l96—219年）还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。话说有一天，张仲景遇见了一位20岁的青年王仲宣，一眼就看出他身内有病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有病，如果不治20年以后你的眉毛会掉光，再过半年就会死，要想免除这场病灾，需要服用我的五石汤。”随后从药箱里取出五石汤给了他。王仲宣心里很不高兴，当面不好发作，因为张仲景是父辈，比他大27岁。过了三天后两人又相遇了，张仲景就问“药吃了吗”，王仲宣敷衍地说“吃了吃了”，张仲景严肃地说：“看你的气色就知道你根本没吃我的药，你这个小伙子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怎么这么轻视？”王仲宣没有听从劝告，过了20年果然眉毛掉光了，之后再过了187天就真的死了。王仲宣名粲，是公侯官僚之后，自己后来也成为官员，做到侍中即皇帝的贴身随从、秘书，也是著名的文学家、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病死于公元217年，时年41岁。 张仲景生活于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东汉末年，当时战乱频繁，兵祸绵延，“生灵涂炭，横尸遍野”，民不聊生，贫病交加。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大疫”，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。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，前后达五次之多，很多人丧生，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，其中尤以死于伤寒者最多。建安才子曹植曾记载：“疠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，或阖门而殪，或复族而丧。”张仲景家族原有二百多人，但从建安纪年（196年）以后，不到十年时间，就因病而死了三分之二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。疫病大流行时期张仲景在长沙太守任上，身为太守他心里很着急，想到民间去为百姓把脉诊治，但按当时的官箴规定，为官是不能随便进入民宅的。在疫气狂逆、百姓危难之际，张仲景体恤民情，为了拯救黎民百姓，公然打破官府清规戒律，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，端端正正地坐公堂上一边办公一边行医，为病人诊脉开方。为了不影响办公，后来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大开衙门，不问政事，让有病的百姓进来。告示贴出后，公堂内外、街道路旁均挤满了受疫染而求生的伤寒病人，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，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，后来他还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“坐堂医生”四字。张仲景首开“坐堂行医”之先河，受到百姓的敬仰，由此被传为佳话。为了纪念他济世救民的美德，后世的中药店铺都冠名为“堂”，如同仁堂、胡庆余堂、仲景堂等等，并把坐在药铺里诊病的医生称为“坐堂医生”，这种“坐堂”形式一直延袭至今。 东汉末年上层社会作风虚浮，“华其外而悴其内”，遇到病灾则“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，束手受败”，张仲景对此非常反感，而伤寒流行更激发了出他研究医学的责任感。在这个战乱频繁时期，张仲景“感往昔日之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”，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，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、钻研医术，研究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并平脉辨证，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，凝聚毕生心血，于200-210年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医学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善的临床著作。中医看病非常重视“辨证论治”，就是由张仲景创立的，在他之前尚未形成理法方药的完整系统。其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，也是从医疗实践的悟性中不断总结出来的。这里还有一段传说： 有一次，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，都说头痛、发烧、咳嗽、鼻塞，原来两人都淋了一场大雨。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，确诊为感冒，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，发汗解热。第二天，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，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，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。张仲景听后很纳闷，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，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。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，病好了一大半。张仲景更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同样的病、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？他仔细回忆，突然想起在给第一位切脉时，病人手腕上有汗、脉也较弱，而第二位手腕上却无汗。猛然醒悟，这是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。病人本来就有汗，再服发汗药，不就更加虚弱了吗？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，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，结果病情很快好转了。通过实践他认识到，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，不能一成不变，同一种病有不同的证型，应该在辨证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治法和药物，同样是感冒，表证不同，治法用药也不应相同。这可能就是张仲景“辨证施治”思想形成的最初雏形。 张仲景钻研医学，医术精湛超群，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开辨证论治之先河，成为汉代伟大的医学家，受到后人崇拜和传承，被尊为“医圣”。当代名医任应秋有诗颂曰： 阴阳有三，辨病还须辨证。 医相无二，活国在乎活人。 董奉种杏谱写杏林春秋 董奉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名医，是与华佗、张仲景同时代的人。董奉其人藉贯、生卒年月不详，医学成就和学术思想不明，与华佗、张仲景相比，其来历和行踪有些云山雾罩的，说不清、道不明，考证起来大伤脑筋，但他的故事则有趣得多。 据晋代陈寿《三国志·卷四十九》（285）记载，董奉“居山而不种田，日为人治病”，隐居于庐山下，并不种田，为众多慕名而来求医的人治病，却有一个奇怪的规矩：治病从来不取分文，但要求被治愈者种植杏树作为纪念，“重病愈者，使栽杏五株，轻者一株”，患重病治愈者种五株，轻病治愈者种一株。好多年后，治愈者不计其数，所种的杏树已有十万余棵，郁郁葱葱，蔚然成林。远远望去，林深树密，茂盛葱郁，无边无际。春季繁花似锦，夏月浓荫葱葱，挂在树上的杏果沉沉甸甸、金黄灿烂，令人目不暇接、心旷神怡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，读书看病，很是惬意。杏子熟了以后，董奉贴出告示，凡来购买者一律不收钱，只用稻米交换，一担杏子换一担稻米。他除了用杏换取来的稻米生活外，还救济山上山下贫苦的老百姓和接济旅途上断绝了盘缠的路人，而且还回收杏仁入药。 晋代葛洪《神仙传》还进一步演义说：山中的飞禽走兽都游戏于杏林之下，如同人来帮助整治管理一样，一年到头杂草不生。杏子熟后，董奉就在杏林中搭建了一个谷仓，凡有买杏之人都不必告诉他，只要将带来的稻谷倒入粮仓，自己取走相同容量的杏子就可以了。曾有一人“置谷少而取杏去多”，林中群虎便怒吼而追之，吓得他跌倒路旁，杏子撒了一地，回到家中剩下的杏子竟和送去的稻谷一样多。“虎守杏林”并不载于正史，现实中生活当然也不可能发生，无非是民间为了说明董奉行医行善得到神佑神助，而附会出来的离奇故事来罢。 《三国志》所载董奉种杏的故事，并没有说明“居于何山”，但唐代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众多诗人都提到种杏的故事发生在庐山，如王维有诗曰：“董奉杏成林，陶潜菊盈把。彭蠡常好之，庐山我心也。” “建安三神医”的命运是不同的，华佗被曹操杀害，张仲景应属自然死亡，董奉“羽化登仙”了，被塑造成亦人亦神的形像。民间认为做好事的人死后应该成为神仙，认定董奉是上天派来下凡的神仙，专门来救死扶伤、除危济困的，反映了老百姓崇尚好人有好报的美好愿望。“虎守杏林”尽管带有灵异的成分，但“杏林”美名却一代一代地传扬了下来，逐渐衍变为中医乃至医界的代名词了。至今人们还用“杏林春暖”、“誉满杏林”称颂医家高尚的医德医风，用“杏林高手”赞誉技艺精湛之良医，正所谓“杏林春秋”载医史，“杏林佳话”述轶事。 |
